社会困境的根源不在文化，而在制度性垄断。
当权力不受监督，“按需分配”往往沦为等级特权，多样性被饿死。
若政府成为最大的垄断者，公平便只剩标语。只有严肃反垄断，让分工自由生长，市场才能呼吸。
The root of social dilemmas lies not in culture, but in institutional monopoly.
When power is unchecked, "distribution according to need" becomes hierarchical privilege, starving diversity.
If the government becomes the biggest monopoly, fairness remains a mere slogan. Only by strictly opposing monopoly and allowing division of labor to grow can the market breathe.
许多关于社会困境的争论，往往从人种、民族或文化优劣开始，最终却落在情绪与道德评判上，既消耗力气，也难以落地。相比之下，把目光直接投向制度，反而更接近问题的骨架。因为在现代世界，不同国家表面的意识形态差异之下，制度的底层结构早已高度趋同，而其中最顽固、也最少被真正触及的病灶，正是垄断。
现代制度的悖论在于：它以分工协作为荣，却常常亲手摧毁分工；它以效率和规模为理由，却在规模极大时失去效率。当资本可以无限膨胀，当权力可以不受监督，当“集体”“公有”“国家安全”成为免检标签，市场的调节功能便被掏空，供需关系失灵，劳动价值失真。此时再谈公平、再分配或道德，往往只是修辞。
所谓“生产力高度发达之后取消市场、按需分配”的想象，在现实中极少指向自由，反而更接近等级化分配。身份码、级别、审批权，最终替代价格与选择，货币退化为粮票，分配变成恩赐。单调乏味并非文化选择，而是结构结果。多样性不是被禁止的，而是被饿死的。
与之相对的，是另一种更为朴素、也更现实的路径：保留市场，但严肃反垄断。不是口号式反对，而是制度化反制。垄断也许难以完全避免，但必须付出成本。占据越高的市场份额，就应承担越多公共责任：按市场比重提供免费或低价的产品与服务，尤其是在公用事业领域。福利不应向权力集中，而应向弱势倾斜。否则，税收与福利不过是在垄断之上绕了一圈，最终仍会转嫁给消费者。
分工的美在于细密。品牌越多，选择越多，生活才越方便。人工智能的出现，本应让这种细密更加精确，而不是进一步强化头部垄断。若技术只掌握在少数巨头手中，分工反而会倒退，创新沦为内部流程，社会则被迫围绕少数节点运转。一家独大，或两家互斗而实则共谋，本质并无不同。
国家在这里并非天然的救世主。它只是必要之恶，其正当性恰恰来自于对垄断的克制。如果政府自身成为最大的垄断者，甚至以公共名义复制市场失灵的一切后果，那么“按劳分配”“共同富裕”便只能停留在标语层面。没有供需关系的约束，分配必然滑向暗箱与级别。
这种逻辑同样适用于国际社会。就业流失、贸易冲突、情绪动员，往往被包装为民族问题，实则是各国垄断资本在不同制度外衣下的共振结果。低价倾销伤害的不只是对方国家的劳动者，也在侵蚀本国的市场生态。掌声响起时，真正得利的并非多数。
文明史中始终并存着两种图景：一种以集中力量、城墙与凯旋门为象征；另一种以广场、集市与分工协作为标志。后者更复杂，也更脆弱，需要规则呵护。一旦反垄断失守，广场会塌陷为队列，市场会退化为配给，合作共赢会变成互相表演的竞争。
现代化并非原罪。它的价值不在于无限扩张，也不在于神话化的自由竞争，而在于它曾经成功地把人从“求关系”的泥沼中解放出来，让陌生人可以凭分工协作完成生活。如果某些事情仍需层层托关系、求恩赐，问题不在文化懒惰，而在分工被垄断、被卡脖子。
当垄断被认真对待，市场才能恢复呼吸；当分工得以自由生长，所谓公平才有现实基础。无需假设圣君，也不必期待道德奇迹。只要规则存在，只要任何力量都无法免于约束，劳动的价值就会自然显影，多样性也会重新成为社会的常态，而非奢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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