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把世界看作一部正在连载的电视剧，那么人类所做的大多数努力，其实都发生在剧情之内。
在这个巨大的片场中，人物如何登场，情节如何推进，冲突如何演化，看似纷繁复杂，却始终遵循某种可被总结、可被复述的逻辑。科学正是这种工作：它致力于研究剧情如何展开，因果如何接续，规则如何在时间中显形。它精准地描绘了“角色”互动的引力公式，却并不关心屏幕背后那台电视机是谁造的，又为何要开机。
与此相对的，是人类对“电视机本身”的执念。那是一种对舞台根源的想象，对第一因的呼唤。
在电影《楚门的世界》中，这种错位被展现得淋漓尽致。桃源岛上的科学家——如果存在的话——可以归纳出太阳（照明灯）升起的精确时间，也能计算出海浪（造浪机）的周期。这些知识在剧情内部是绝对真理，但试图通过研究这些“自然规律”去推导摄影棚外的导播室，或者弄清导演克里斯托夫的心理动机，从逻辑上就是徒劳的。就像通过研究对白，永远无法弄清电视机的电路结构。
人们为那个不可知的外部命名，称其为上帝、道、真理或空性。但理智者心知肚明，这些名字更像愿望的投射，而非可被验证的知识。宗教由此诞生，不是因为它被证明为真，而是因为它被需要。正因为终极原理不可知，信仰才显得安稳；正因为无法证明，信仰才不必承担被推翻的风险。试图用科学去证明宗教，或用宗教去裁决科学，本质上都是一种角色的僭越。
更有趣的是对于“作者”的祛魅。
如果在那个名为“世界”的剧本背后，真有一位创造者，他也许并不如我们想象中那样庄严。正如克里斯托夫并非全知全能的神祇，而只是一个追求收视率的媒体人；所谓的造物主，或许只是一个随手敲击键盘的作者，偶然敲出了一部看起来逻辑自洽的小说。
一部作品的意义，往往并不镌刻在作者的脑海中，而是由读者补全的。若没有读者推理、猜测、误判与恍然大悟，作者的精巧设计就毫无价值。天空之所以蔚蓝，并不是天空自身的属性，而是生命之眼的回应。若没有视觉，颜色这个概念对天空毫无意义。
因此，怀疑生命的意义或许是本末倒置的。更值得怀疑的，是宇宙本身、甚至所谓创造者的意义。没有体验者，再宏大的存在也难免空洞。
生命的价值，正在于经历这段有限而完整的过程。从出生到死亡，从只接受甜味到学会品尝苦味，正是这一连串变化，让时间变得可感、可回味。若世界被设计成永恒的乐园，平直而无起伏，意义反而会在单调中耗尽。苦与甜的并存，并非缺陷，而是叙事的必要条件。
如果真有一位上帝，人类或许并非被审判的角色，而是被邀请的阅读者。正是这些阅读、体验、误解与反思，使作品不至于沦为简单的童话或粗暴的对抗故事。世界之所以复杂，未必是失败，反而可能是作者不愿写得过于肤浅。
遗憾的是，在当下的现实剧情中，仍有太多思维停留在二元对立之中：非善即恶，非赢即输，非真即假。而在这样稚嫩的认知水平下，技术却飞速膨胀，工具变得锋利而巨大。
当理解力尚未成熟，却已手握高科技的力量，人类看起来更像一个挥舞利刃的孩子。危险并不来自工具本身，而来自对剧情理解的浅薄，以及对舞台本身的过度自信。我们急于用手中的利刃去切开电视机的后盖，却忘了自己甚至还没读懂屏幕上的这一集。
或许，真正的清醒并不在于揭开电视机的盖子，也不在于像楚门那样愤然离场。真正的清醒，在于意识到自己正身处剧情之中，并且愿意把这段从开机到关机的过程——无论悲喜——看完，看懂，慢慢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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