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不是有情绪的“人”,而是陌生人协作的契约。将国家人格化,是将文明拉回部落冲突。
秩序源于规则,而非血气。现代性的标志,是承认没有力量可免于约束。
当国家不再被视为人,战争才会被视为失败,而非命运。
The nation is not a "person" with emotions, but a contract for strangers to cooperate. Personifying the state drags civilization back to tribal conflict.
Order stems from rules, not blood. Modernity means admitting that no power is exempt from restraint.
When the state is no longer seen as a person, war is seen as failure, not destiny.
国家并非自古存在的生命体,而是一种相当晚近的社会发明。它并不是血缘的延伸,也不是某种天然的共同体,而是大量陌生人为了降低冲突成本、提高协作效率而搭建起来的制度结构。与传统社会那种“人人皆相识”的熟人网络不同,现代国家更像是一座由规则、契约与程序拼装而成的城堡,每一块积木都可以被替换,却仍能维持整体的形态。
正因如此,把国家当作一个有性格、有情绪、有尊严可受辱的“人”,本身就带着强烈的时代错位。这种人格化叙事在情绪上或许动人,在传播上或许有效,却在逻辑上极为危险。它悄然把现代社会拉回前现代,把制度博弈重新包装为部落冲突,把利益协调简化为力量对抗。一旦这种叙事在所谓“大国博弈”中显得自然顺畅,反而说明理性正在退场。
在陌生人构成的世界里,秩序并非来自血气,而来自规则。契约之所以重要,不是因为它道德高尚,而是因为它承认彼此互不熟悉、互不信任这一现实,并试图在此基础上建立最低限度的可预期性。国际法的意义也正在于此。它并不能消灭冲突,却能将冲突从“你死我活”的神话中拉回到可谈判、可约束的层面。
对于一些国家而言,这种选择并非理想主义,而是冷静的自保逻辑。当领土狭小到连战斗机起飞都不可避免地跨越他国边界时,幻想以力量解决问题只会显得荒诞。理性在这里不表现为豪言壮语,而表现为对规则的珍惜、对程序的坚持、对契约的依赖。不是因为道德高尚,而是因为别无选择。
现代性的真正标志,并不是武力更强、技术更快,而是是否愿意承认:在一个由陌生人组成的世界里,没有哪一方天然拥有道德特权,也没有哪一种力量可以永久免于约束。当国家不再被当作一个人,战争才有可能被当作失败,而不是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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